［上海景點］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白馬咖啡館｜一段堪稱奇蹟的歷史
📸 造訪日期｜2017年12月25日
古人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天參觀完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後，我對這句話的體會又更深刻了。
很幸運有機會來到這邊，了解一段鮮為人知，卻堪稱奇蹟的歷史，並在我心中引起極大的震撼。
聖誕節前後幾天，我為自己安排了上海小旅行，除了體驗耶誕氣氛的上海，也規劃了幾個適合一個人慢慢參觀的景點。
其中一個就是這次要介紹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
來到虹口區長陽路、舟山路附近，可以感受到附近散發著與上海其他區域不一樣的氛圍。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占領下的上海虹口區，一塊面積約為1平方英里的猶太區，居住著大約2萬名從納粹德國、奧地利、波蘭和立陶宛逃亡來此的猶太難民。
而這裡就是他們曾經生活的地方。
猶太難民紀念館低調地座落在長陽路上，如果沒有路標指引，可能不小心就會錯過。
入口旁是售票處，學生票價為10元人民幣，全票20元。
進入館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照片後方的大型銅像，往左方看去是一整面的「上海猶太難民名單牆」。
同時展出一段段原猶太難民所描述的當代情景。
因為覺得內容十分珍貴，以下再選錄幾則分享：
「明天我們將開始在一個陌生城市裡的新生活。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不熟悉的語言，不熟悉的氣候和人群，然而在那裡，我們是安全和自由的。」—Evelyn Pike Rubin
「猶太委員會用卡車接我們到了一個營地，這個地方由改建而成的荊州路難民中心和一個學校組成。情況一般，每天有一點早飯、午飯，但是沒有晚飯。我們只能用手上很少的錢，自己照料自己。」—Alfred Kohn
「難民們很難適應當地的環境。他們不習慣燒開水，不習慣用熱水或過錳酸鉀稀釋液洗菜洗水果，還總是頻繁地受到腹瀉、蚊蟲叮咬和痢疾的困擾。」—Rena Krasno
「我父親幾乎身無分文。他向朋友借了筆錢，買了兩台縫紉機和煤加熱的熨斗。然後父親去找當時上海最大百貨商店——永安的總經理，向他們龐大的客戶提供服務。」—Fred Antman
「善良、溫柔、甜美，總是微笑著，總是擁抱我，就像是一個大姊姊。她還有另一個名字，但是我忘記了，好像是叫＂雲葆＂？她幾乎每天都來。她教我畫畫的技巧，但最重要的是她開發了我對藝術的愛。你知道嗎，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我現在是全美國最出名的畫家了。」 —Peter Max
彼得·馬克斯（Peter Max，1937年10月19日－）是一位美國的普普藝術畫家。他出生於德國的柏林。童年是在中國上海隔都與以色列渡過的，1953年他隨家人移民美國。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早期時，彼得馬克斯的作品影響美國廣告設計界、包裝設計等相當深遠，而且出現許多明顯帶有他風格的設計作品。
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這裡也吸引不少國際遊客前來參觀。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是猶太摩西會堂舊址，始建於1927年。由俄羅斯猶太人集資將原來在其他地方租屋建造的摩西會堂遷入，成為一所供俄羅斯猶太人和中歐猶太人使用的會堂。
接著進入摩西會堂參觀。為了保護建築，入內需要穿上鞋套！
第一次遇到參觀建築需要穿鞋套，非常新奇。
摩西會堂（Ohel Moshe Synagogue）是上海現存的兩座猶太會堂之一。
進入會堂內，看見的是「誦經台」與「妥拉櫃」。
妥拉櫃（Torah ark）又稱經卷櫃或藏經櫃，是猶太會堂內的宗教聖物，通常猶太會堂的妥拉捲軸都會放在妥拉櫃之內。
《妥拉》（希伯來語：תּוֹרָה，英語：Torah），又譯為托辣、托拉，為猶太教的核心。妥拉的字面意思為指引，它指導猶太教徒的生活方式，因此，所有的猶太教律法與教導，通通都可以被涵蓋到妥拉中。
妥拉櫃上覆蓋著酒紅色的聖幕，頂端用希伯來文寫著「無論我身處何處，上帝在我心中」。
和一般教堂相似的是，會堂裡也有許多彩繪玻璃窗。
接著來到二樓。剛好正在舉辦雅各布·羅生特（德語：Jakob Rosenfeld）的展覽。
雅各布·羅生特是一名奧地利的醫學博士。1939年流亡到上海後，在上海租界開設了診所，因醫術高超而小有名氣。在上海期間，羅生特認識了記者漢斯·希伯，因其影響決定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並在新四軍中被譽為「大鼻子神醫」。
1941年3月，羅生特離開上海來到了當時新四軍駐地鹽城，成為第一個加入新四軍的國際人士。第二年進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天還有另一個展覽，主題是我們熟知的《安妮日記》作者——安妮·法蘭克（Annelies Marie "Anne" Frank）。
安妮是二戰猶太人大屠殺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得年15歲。
《安妮日記》當中記錄了1942年6月12日至1944年8月1日期間，安妮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佔領荷蘭的生活，此書於她去世後出版，成為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著名見證，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書之一。
展覽展出了許多安妮童年時期的生活照，和二戰期間猶太人的生活情況。
看著這些史料，感到非常揪心，卻也被安妮的故事深深觸動。
「因為儘管發生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性本善。」—《安妮日記》
參觀完展覽，往摩西會堂後方走，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小廣場。館區差不多就這麼大。
回頭欣賞摩西會館的另一面，特別注意到拱門上的星形標誌。
這個六角星是「大衛星」（英文：Star of David，希伯來語：מגן דוד）又稱六芒星、大衛之星、所羅門之星、所羅門封印、希伯來之星、猶太星等，又或者直接稱為六角星），是猶太教和猶太文化的標誌。以色列建國後將大衛星放在以色列國旗上，因此大衛星也成為了以色列的象徵。
接著走向廣場，左方擺放著一尊何鳳山的紀念半身像。
何鳳山在1938年-1940年擔任中國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期間，向數千名猶太人發放了到中國上海的簽證，從而使得這些猶太人得以逃離德國納粹的種族屠殺和迫害，人們把何鳳山發放的簽證稱為「生命簽證（Visas for Life）」。
廣場右邊的牆上則掛置著保羅·科莫爾的紀念銘牌。
二戰期間，為躲避德國納粹的迫害和屠殺，約兩萬猶太難民來上海避難。原上海市民，匈牙利人保羅·科莫爾與在華歐洲移民團體國際委員會的同事們一起，為逃亡到上海的歐洲猶太人簽發身分證件，並提供了能力所及的幫助。
為了理清思緒，我調查了一下納粹迫害猶太人的主要歷史（1933-1945），以下簡短分享：
1933年，納粹在德國執政，開始了排猶運動。猶太人在就業、生活和從事商業活動方面都受到限制。
1935年9月，納粹德國頒布《紐倫堡法案》，猶太人被剝奪了一切法律保障和公民權利，遭到大規模驅逐離境。
1938年7月，由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召集了32個國家和24個自願組織的代表，在法國舉行「埃維昂會議」，討論猶太難民問題。由於大部分西方國家不願意接受猶太難民，會議未能取得多少進展。這次會議甚至未能通過一份譴責德國虐待猶太人的決議。會議的失敗讓歐洲猶太人無處可逃，且進一步鼓勵了希特勒，使他確信沒有一個國家在道義上堅定地反對納粹對歐洲猶太人進行攻擊。
1938年11月9日，發生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當晚有約1,574間猶太教堂（大約是全德國所有的猶太教堂）、超過7,000間猶太商店、29間百貨公司等遭到縱火或損毀。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為91人，事實上應該遠高於此。30,000人被送往集中營，他們被關押數周后被釋放，前提是答應在近期離開德國，或將財產上交納粹黨。在這一輪迫害之後，猶太出境移民加速，而在德國的猶太公共生活不復存在。
1939年9月，二戰爆發，德國占領波蘭後，開始對猶太人展開大屠殺。由於信息封鎖，幾乎所有的猶太人都不知道德軍和黨衛隊屠殺猶太人的計劃，從而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殺害。
1939年12月，納粹開始使用毒氣作為屠殺的新方式。
1941年6月，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屠殺猶太人的行動進入了新階段。在德軍占領立陶宛後，大屠殺的規模加劇了。
1945年4月底至5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進入尾聲，納粹德國投降。根據聯合國戰後的統計，二戰期間遭到殺害的猶太人總計高達約六百萬人。
而猶太難民在上海的歷史則從這說起：
1933年至1941年期間，逾2萬無國籍猶太人為了躲避大屠殺，從他們在德國、波蘭和奧地利的家園逃往了上海。
在大批德國猶太人到達上海時，已經有2個猶太社團定居在這座城市：富裕的巴格達猶太人，和1917年十月革命後逃亡來此的俄國猶太人。
這個時期的上海為公共租界，所謂租界是在《南京條約》後形成的，租界內的警察、行政和護照管理都由外國自治機構執行。
起初，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過著平靜的生活，並且受到上海市居民的歡迎。有些難民開始從事牙醫和醫生的工作，有些附近開設商店、咖啡館和俱樂部。
1937年8月13日，中日爆發淞滬會戰（又稱八一三戰役），上海公共租界北區被日本占領。
當時日軍和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在該區域內沒有建立護照制度。上海港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不需要簽證也不需要護照就能夠進入的地方。根據中國和歐洲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條約，簽證只在訂票離開歐洲時才是必需的。
1938年至1940年，中國駐奧地利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博士給眾多猶太難民發放了生命簽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完全佔據了上海的公共租界。由於上海與外界的聯繫全部被切斷，幾乎不可能再有猶太難民進入上海。
1943年2月，在盟國納粹德國的壓力下，日軍建立猶太人隔離區，要求在1937年以後來滬的無國籍難民必須在3個月內將住所和事業都遷移到虹口區內面積僅1平方英里的區域中， 史稱「上海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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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入展覽廳參觀常設展，這裡展出的是上海猶太難民的歷史，除了文字說明外，也展出許多歷史物件與當代照片。
一進入室內，先是看見了一座燭台，七燈燭台是猶太教的古老標誌。
七燈燭台上方的牆上，則是以色列總理在1993年訪問摩西會堂舊址時的留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上海人民卓越無比的人道主義壯舉，拯救了千萬猶太人民，我僅以以色列政府的名義表示感謝！」
此外德、奧猶太難民中也有許多優秀的運動員，他們的到來提升了當地許多運動項目的實力。
這面牆展現了當時的街道景觀。
當時猶太難民在上海的駕照。
以及許多寫著外語譯中文名的名片。
1938年及之後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處境比較艱難，他們身無分文，面對戰爭帶來的經濟蕭條和就業壓力很難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到處打打零工。
1939年，隨著戰火逐漸遠離上海，猶太人的就業及生活條件得到改善。除了在其他外僑開辦的企業和機構中找到工作，甚至開始經商。他們還在虹口提籃橋附近開設許多具有中歐風情的咖啡館、酒吧和餐廳，成為遠近馳名的「小維也納」。
許多來到上海的猶太難民在這開設了咖啡館，白馬咖啡館便是其中之一。這間咖啡館在當時連續經營了五年，深受猶太難民們歡迎。
現在，重建後的白馬咖啡館就佇立在猶太難民紀念館對面，稍後也將前往參觀。
展覽館的面積不是很大，卻珍藏著一段珍貴的歷史。
華德路（今長陽路）是猶太難民聚居區內最繁忙的街道之一。
1940年9月，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簽訂了《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條約中，三國同意在未來10年他們會支持及與對方互相合作，以期實現建立與維持新秩序的目標。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被日軍進一步的佔領與控制，而在日德同盟的原因下，猶太難民處境日益惡化。
由於外部援助中斷，1942年到1944年對上海猶太難民來說是最艱難的時期，死亡人數直線攀升。
1942年11月15日，日本批准了受限制的猶太人隔都計劃。
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布成立「無國籍難民指定區」，要求在1937年以後來滬的無國籍難民必須在3個月內將住所和事業都遷移到虹口區內面積僅1平方英里的區域。
「因此，16,000名難民中的大約一半，他們已經克服了巨大障礙，在隔都外找到了生計和住處，又再次被迫離開住所和生意，重新安置在一個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擁擠、骯髒的區域，那裡估計有100,000名中國人和8,000名難民。」—大衛·柯蘭茲勒博士
雖然頒發了去隔都外面工作的臨時通行證，但在第一年以後，批准變得專橫武斷，並被嚴厲地縮減。不過，事實上中國人並沒有離開虹口隔都，這意味著猶太人沒有被隔離。
1942年，在虹口設立隔離區前，日本就已經在當地設立了我們都很熟悉的「保甲制度」。
當時發給猶太難民的居住證。
上海隔都時期，當時猶太難民使用的通行證，圖中是位猶太學校的中學生。
隔離區的生活其實並不美好，當時虹口區屬於上海最窮困的區域，猶太難民面對著艱難的生活條件：每個房間要住十個人，接近飢餓，極差的衛生狀況和不足的就業機會。
雖然面對語言障礙、極端的貧困、蔓延的疾病和受限的自由，難民們在福利機構的支持下，還是建立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社區。
雖說是猶太人隔離區，但隔離區內其實不只住著猶太人，中國居民始終在那裡。
當時，中國居民和猶太難民友好相處、患難與共。
原猶太難民Jerry Moses說：「如果這裡的普通百姓不是這麼寬容，那麼我們的生活將會是悲慘的。如果一個猶太人逃亡到歐洲某國，他／她將不得不躲藏起來。然而在上海，我們可以跳舞，可以祈禱，還可以做生意。所以，我眼中的英雄永遠都是那些伴隨我成長的中國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1945），歐洲猶太難民開始逐漸離開上海，出發尋找可以永久居留的新家園，或前往探尋失散的親人。
雖然他們非常感謝上海讓他們免遭納粹毒手，但上海只是他們心中的臨時避難地。
據統計，1946年至1951年間，離開上海的猶太人總數約為22000-24000人。
展廳內還設置了當時猶太難民家中的擺設空間。
獨棟的歐風建築被花草溫柔地擁抱，在一片城市風景中，這裡有如世外桃源一般。
一開始我還期待會在這裡看見白馬雕像，抵達後確信自己是想太多（XDD）。
店內空間不大，但這裡的咖啡受到許多客人的喜愛。
可惜我對咖啡因比較敏感，無法嚐嚐這裡的咖啡。
牆上掛著白馬咖啡館的歷史照片，和現在的設計差異蠻大的。
離開前在店內買了一張明信片，安撫我無法品嘗咖啡的遺憾。
提籃橋附近還有許多與猶太難民相關的歷史景點，例如猶太難民收容所舊址（長陽路138弄）、美猶聯合救濟委員會（JDC）舊址、羅伊屋頂花園舊址、霍山公園等。
霍山路和舟山路周圍地區曾是上海猶太社區的支柱，這些充滿異國風情的建築見證了猶太難民無法想像的堅韌與永不熄滅的希望。
現在，猶太難民早已離去，但中國人民的故事還在這裡持續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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